蓋茨年度公開信 過去20年共捐贈538億美元(附全文)

2月10日，蓋茨基金會正值成立20年之際，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夫婦發布了2020年度公開信《放手一搏：蓋茨基金會成立二十年來的思考》(Reflecting o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our foundation)。

在信中，比爾·蓋茨夫婦重點介紹了20年來蓋茨基金會的各項工作及未來重點方向。蓋茨基金會共在過去20年里捐贈了538億美元，其中全球健康項目占29%。信中，比爾·蓋茨夫婦共提到了全球健康的以下三大方面。

基金會表示，蓋茨年度公開信發布之際，我們正在經歷一場重大的公共衛生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正在與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遏制疫情蔓延，幫助各國保護最脆弱的人群，并從長遠利益出發加強創新工具研發和系統建設。

我們深信，大膽的創新和有力的全球合作能讓我們更沉著地應對全球健康挑戰。因此，我們一方面通過快速靈活的資金投放，幫助多邊機構和國家級公共衛生部門加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發現、隔離和治療，以阻斷傳播、控制疫情;另一方面，我們還支持中國公共和私營部門的研發伙伴以及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CEPI)等全球合作伙伴，開發疫苗、治療和診斷工具，從長遠角度應對疫情。我們希望創新的進展能盡快服務于需要的人群。

正如蓋茨年度公開信中所說，我們會“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導者、研究人員、政府領袖，還有那些奮斗在一線的工作者們，他們的努力讓更多地方的人過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為可能。”

蓋茨基金會年信中表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蓋茨基金會總共捐贈了538億美元。

以下是蓋茨年度公開信全文：

今年的年信發布之際，我們正在經歷一場重大的公共衛生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正在與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遏制疫情蔓延，幫助各國保護最脆弱的人群，并從長遠利益出發加強創新工具研發和系統建設。

我們深信，大膽的創新和有力的全球合作能讓我們更沉著地應對全球健康挑戰。因此，我們一方面通過快速靈活的資金投放，幫助多邊機構和國家級公共衛生部門加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發現、隔離和治療，以阻斷傳播、控制疫情;另一方面，我們還支持中國公共和私營部門的研發伙伴以及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CEPI)等全球合作伙伴，開發疫苗、治療和診斷工具，從長遠角度應對疫情。我們希望創新的進展能盡快服務于需要的人群。

正如蓋茨在年信中所說，我們會“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導者、研究人員、政府領袖，還有那些奮斗在一線的工作者們，他們的努力讓更多地方的人過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為可能。”

二十年前我們創辦蓋茨基金會時，9·11事件尚未發生，全球經濟還沒有大規模衰退，社交媒體也仍待興起，當今的世界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世界上都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問題，針對其中任何一個進行投資都有充分的理由。我們很早就知道，會把從微軟獲得的大部分財富捐贈出來，用于改善他人的生活。挑戰在于，怎樣才能以一種有意義且影響力大的方式進行回饋。

在尋找合適的慈善方向過程中，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與專家們交流，并閱讀了大量報告。過程中我們認識到，需要把更多的關注放在世界上最貧困的人群身上，滿足他們的需要。蓋茨基金會的核心理念是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二十年過后，盡管很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這仍是驅動我們工作的首要原則。

隨著我們邁入新的十年，世界依然充斥著許多動蕩和不確定。然而，即使處在這樣一個挑戰重重的時刻——其實也恰好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需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導者、研究人員、政府領袖，還有那些奮斗在一線的工作者們，他們的努力讓更多地方的人過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為可能。

過去二十年里，蓋茨基金會一直重點關注改善全球健康和提升美國的公共教育體系，因為健康和教育是實現一個更健康、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的關鍵。

疾病既是不平等的癥狀，也是不平等的原因，而公共教育是推動平等的動力。

我們很清楚慈善事業不會——也不應該——代替政府或私營板塊的角色。不過我們確信，慈善事業能在推動社會進步上能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在最好的情況下，慈善可以承擔政府無法承擔和企業不愿承擔的風險。政府需要將大多數資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證實有效的解決方案上，企業對股東負有受托責任，而像我們這樣的基金會則擁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嘗試那些他們不會嘗試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許會帶來突破。

我們的摯友沃倫·巴菲特對此有個生動的說法。他一直都給我們很多絕佳的建議。當他把大部分財富捐贈給蓋茨基金會，并加入我們共同開展慈善工作時，他鼓勵我們“竭盡全力，放手一搏(swing for the fences)”。

很多美國人是從棒球比賽中了解這個說法的。當你放手一搏時，你會用上全身所有的力氣，將球打向最遠的地方。雖然你知道球棒拍可能會揮空、完全碰不到球——然而一旦碰到了球，回報將十分豐厚。

這也是我們對于慈善事業的想法。我們不能僅僅追求一點一滴的進步，而是要將我們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資源傾注于那些一旦成功，便能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大賭注。

需要清楚的是，我們所承擔的風險和那些推動世界進步的真正的英雄們時刻面臨的風險不可相提并論，譬如深入戰區為孩子們接種疫苗的醫療工作者們，志愿前往那些最具挑戰性的學校工作的老師們，在全球最貧困的地區挺身而出、反抗壓迫她們的陳規陋俗與傳統觀念的女性們。他們所做的事情需要個人犧牲，而我們不需要——我們要做的是去支持和尊敬他們和她們，希望我們的創新有朝一日能讓他們和她們的生活更加輕松、更有尊嚴。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蓋茨基金會總共捐贈了538億美元。總的來說，我們為取得的成果感到激動。但是，我們所花出去的每一元錢是否都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呢?也不盡然。我們失望過、挫敗過、也意外過。但我們相信，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開誠布公都非常重要，分享我們的經驗教訓也很重要。

在今年的年信中，我們會談到我們在健康和教育領域的工作，以及我們所承擔的風險如何為未來的進步奠定基礎。我們也會分享后來才成為工作重點的另外兩個議題——氣候危機與性別平等——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我們未來二十年的工作。

我們最初開始慈善事業時開展的幾項投資，都旨在減少全球健康領域的不平等現象。因此，這封信就從這里開始。

全球健康

梅琳達：最初開展全球健康領域的工作時，我們震驚地發現，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早就因為廣泛使用疫苗而得以預防的許多疾病，仍然在導致低收入國家的大量兒童死亡。這令我們深刻意識到，貧窮與疾病息息相關。

市場和政府都無法獨自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從中看到了慈善資金發揮作用的機會。

我們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共同創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Gavi號召各國政府與其他機構，共同籌措資金購買疫苗，并將這些疫苗提供給低收入國家的兒童。

比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世界先后創辦了一系列國際組織，希望國際社會在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增進合作，包括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等等。Gavi也是為了推動類似性質的合作，目的是為了讓更多的兒童獲得疫苗。

我們當時并不確定能取得哪些效果。多虧了微軟的經歷，讓我了解創立一個新組織要承擔的風險。誠然，這和我們為Gavi承擔的風險是不一樣的——我們不是為了推出新產品來吸引客戶，而是要向世界證明，建立一個疫苗的國際合作伙伴關系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如果我們失敗，政府或其他資助方或許會就此止步，不再投資類似的項目。

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很多。我們能否籌措足夠的資金，說服制造商以發展中國家負擔得起的價格提供疫苗?就算我們籌集到了，又能否說服各國政府承擔起這個艱巨的任務，為兒童接種這些新的、尚未被充分使用的疫苗呢?

對于這兩個問題，如今都可以響亮地回答：“能”。到2019年，Gavi已經為超過7.6億名兒童接種疫苗，避免了1300萬兒童的死亡。它也成功地將更多的疫苗和物資，以更低廉的價格引入市場。舉個例子，一劑可以預防五種致命感染的五聯疫苗(pentavalent vaccine)過去的價格是3.65美元，現在不到一美元。

梅琳達：如今，全世界86%的兒童可獲得基本的免疫接種，這個數字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高。

但是，要覆蓋剩下的14%，要比實現這86%的過程難得多。這14%的孩子，是世界上邊緣化程度最嚴重的群體之一。

他們中有些生活在基礎設施極為薄弱的國家，頻繁的沖突使得醫療系統無法正常運轉。還有些住在偏遠的農村地區。最讓人感到無力的是，有些孩子距離醫療機構僅有幾百米的距離，但醫療體系卻無視他們的存在(想象一下那些住在內羅畢或里約熱內盧人滿為患的貧民區里的新移民的孩子)。Gavi現在正在加強與多個國家的合作，用更有針對性的手段，為特定地區無法接種疫苗的孩子提供幫助。

Gavi正在為下一個五年的工作籌集資金，我們希望能激勵更多的資助方共同參與，進一步推廣這個成功案例，從而惠及所有兒童。更多的資金能讓Gavi拯救更多生命。我們認為，對Gavi的大力投入是我們迄今為止做過的最好的決策之一——我們為這項投資所帶來的回報感到振奮。

比爾：我們在疫苗上的工作，與我們從一開始就密切參與的另外一項工作有共通之處，也就是艾滋病。

在基金會成立之初，富裕國家的艾滋病死亡率因為新醫療措施的出現終于開始下降。但就像疫苗一樣，在高收入國家挽救生命的醫療工具無法在低收入國家得到普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新感染人口數量當時仍在激增。我記得曾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上讀過一篇可怕的文章，說艾滋病病毒能讓整整一代的孩子變成孤兒。

為了應對艾滋病的不斷擴散，以及另外兩大疾病殺手，我們在2002年資助成立了一個新組織——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簡稱全球基金)。全球基金與Gavi有著相似的目標：向低收入國家引入能夠挽救生命的藥品、技術和項目。出于同樣的原因，這個組織也承擔著類似的風險。

但和Gavi一樣，全球基金同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僅僅在2018年，在項目實施的國家中就有將近1900萬人獲得抗艾滋病毒治療。

全球基金創立之后，我們了解到全球范圍內有很多將創新科技用于最有需求地方的計劃。于是，在支持全球基金的同時，蓋茨基金會還投資支持了一系列新工具的開發。

一開始，我們將很多資源投入到需要每天堅持使用的艾滋病預防手段。出于各種原因，這項工作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成果。

例如，我們曾經看好可以預防感染的陰道凝膠，但事實證明它并不能有效阻止疾病傳播。現在雖然有了一種每天口服的預防藥物，只要連續不間斷服用，預防有效性可達99%，但這款藥物在中低收入國家的推廣并沒有取得太大的進展，所以對當地艾滋病防控的效果有限。當地的衛生項目還在努力尋找方法來推廣這種需要每天口服的藥物，讓它既有吸引力，又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關注長效的預防措施。想象一下，不再需要每天服藥，而是每隔一個月打一次針，或者在胳膊上做一次皮下埋植，甚至一針疫苗就可以完全消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

蓋茨基金會也在關注長效的治療方案。多虧了重大的研究進展，現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接受治療，就能和未感染人群達到相同的預期壽命。但正如目前的預防措施一樣，(這類治療方案也)需要每天堅持用藥。我們正在尋找新型治療方案，以降低用藥頻率，希望能夠將用藥間隔延長到一年。

即使這些長效治療方案得以實現，我們依然需要克服很多挑戰，才能真正扭轉疫情。

梅琳達：2003年，我們訪問了一家位于博茨瓦納的艾滋病診所，那里是當時非洲大陸上最大的艾滋病診所之一。那次訪問讓我們深刻認識到這個疾病背后的社會結構因素。

一位荷蘭醫生告訴我們，他和妻子曾在家里雇了博茨瓦納當地的一個婦女。有一天，這位女性告訴他們，自己要回村里一趟，然后就再也沒有回來。這對夫婦擔心不已，前去找她，結果得知她因為艾滋病去世了。

令他們震驚的并不是她患有艾滋病，而是她生前從未尋求治療——哪怕她就在診所里工作，哪怕她本可以擁有最好的醫療救治。那種被艾滋病所籠罩的恥辱感是毀滅性的，甚至可以致人于死地。

我們一直記得這個故事。它讓我們認識到這個疾病的復雜性，也讓我們的行動變得更為清晰。

事實是，在與艾滋病的抗爭中，僅靠醫學干預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關注感染者們真正關心的事有哪些，是什么在阻止他們尋求預防和治療手段，以及那些在臨床試驗中行之有效的治療手段為什么沒法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例如，就我們所知，在非洲南部與東部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性所占比例相當高。這背后的原因有貧窮、有暴力、也有性別約束。

盡管我們認為已經很了解這些女孩，但依然有很多是我們不了解的。我們能從自己的角度看待她們的生活，但無法設身處地從她們的角度出發，掌握足夠的數據。這令我們很難找到適合他們的有效方法——不論是醫學上的，還是其它方面的。

幸運的是，相關研究正在迎頭趕上。去年十月，我在約翰內斯堡見到一位基金會的合作伙伴，他們的工作就是填補這部分的數據缺口，讓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性一起參與進來，共同制定能夠更好地滿足她們需求的治療與預防方案。

蓋茨基金會也與一個美國政府支持的項目合作，項目名為DREAMS，是“堅定、韌性、賦權、無艾滋、有指導且安全”這些英文單詞的首字母縮寫。正如這個名字的寓意，這個項目從更廣泛的角度切入艾滋病預防工作。它關注的領域還包括金融掃盲、創業、消除性別暴力——這些都能幫助婦女和女孩們過上健康向上、無艾滋病的生活。

過去的二十年里，科技在攻克艾滋病問題上取得了難以置信的成就。世界對于如何運用新科技的理解也在不斷進步，這至關重要。

比爾：全球健康一直是蓋茨基金會所關注的核心領域。氣候變化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更易患病，這份工作在未來只會愈發重要。(稍后我會在信中就此再進行補充說明。)

除了在疫苗和艾滋病方面的投資外，我們還將繼續支持瘧疾、結核病和脊髓灰質炎等其他傳染病防控取得進展(其中，關于脊髓灰質炎的工作主要通過與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GPEI的伙伴關系來開展)。我們也會繼續資助自主計劃生育、孕產婦和新生兒健康方面的新嘗試，并探索預防營養不良的新方法。

我們之所以做這些，是因為健康改善對于脫離貧困至關重要。只有人們健康了，他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這個世界才會最終變得更美好，更公平。

公共教育

梅琳達：比爾和我一直很明確，基金會在美國主要關注基礎教育(K-12)和高等教育。在美國想要獲得成功，就像一個復雜的方程運算，里面有太多的變量需要考慮，包括種族、性別、出生地、父母的收入水平，等等。而教育，是這個方程中極其重要的因素。

我們二人都曾在一流的學校上學，也明白這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機遇。我們也知道，有數百萬的美國人——尤其是來自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種的學生——無法得到相同的機會。

專家們當然能以更嚴謹的方式來描述這個現實。2001年，我曾與教育家黛布拉·邁耶(Deborah Meier)會面，她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她的著作《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ir Ideas)令我理解了，公立學校不僅僅是重要的社會平衡器，更是振興民主的推動力。她寫道，民主需要每個公民的平等參與。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的公立學校不能讓學生做好充分參與公共生活的準備，他們也無法服務好我們的國家。

這段話時常令我深思。它著實令我意識到這份工作是何等重要。

如果在二十年前被問起，我們會說全球健康是基金會做的最冒險的工作，而美國教育是我們最可靠的選擇。實際上，這二者的結果恰恰相反。

在全球健康方面，有許多證據表明世界走上了正軌，比如兒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反觀美國教育，目前尚未達到我們的最低期望。現狀對美國學生來說依然不樂觀。

試想一下：美國小學平均每個班有21名學生。目前他們中能有18名從高中學業，取得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明(和2000年相比，已有顯著的進步)，但在這18名畢業生中，只有13名會在高中畢業一年內接受高等教育。未來6年中，只有7位會順利結束四年的大學學習，獲得學位。

當你把種族因素加進來后，情況就更糟了。如果這個班的所有學生都是拉丁裔，那么6年中只有6名學生會完成4年大學教育。如果都是非洲裔學生的話，這個數字只有4。

進步比我們希望的更難，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因此放棄。恰恰相反，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沒有拼盡全力幫助學生們發揮最大潛能，那么面臨的風險將會更大。

我們當然知道，很多人質疑億萬富翁慈善家是否適合引領教育革新或參與教育政策的制定。坦白說，我們也有同樣的質疑。然而比爾和我一直清楚，我們不是要自己產生想法，而是支持那些在教育領域工作多年的人們進行創新，他們包括教師、管理人員、研究人員以及社區領袖。

但棘手的是，即便同樣是在教育領域工作的人，也很難對哪些方法行之有效、哪些無效，得出一致的結論。

在全球健康領域，我們知道只要孩子打了麻疹疫苗，他們就會對麻疹免疫，這就意味著更高的生存率。但目前對于教育的因果關系尚無共識。特許學校是好是壞?在校時間應該縮短還是延長?哪個關于分數的教案更好?教育工作者們也無法給出確鑿的答案，從而明確哪一種是最佳實踐。

同樣難以證明的是，任何一個單一舉措能改變一切。一個孩子上到高中至少需要13年，這其中有數百位老師、教育管理人員以及當地、州和聯邦的政策制定者的參與。這是一個緩慢累積的過程，如果要最終改變結果，需要在中間的不同階段進行干預。

即便如此，我們也確實看到了進步的跡象。例如我們幫助對課程進行改進，對于防止輟學有了一些心得，并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能造就一位偉大的老師、又是什么能讓一個優秀的老師變得更好。(比爾之后會闡述更多值得樂觀的原因。)

我們也為“蓋茨千年學者計劃”(Gates Millennium Scholars Program)感到驕傲，它先后為兩萬名有色人種學生提供了大學全額獎學金。我們曾有機會和其中一些獎學金獲得者會面，這些場合總是令人感動，其中一位叫凱拉·凱利(Kaira Kelly)的同學跟我說，在接受蓋茨千年獎學金之前，她“從未夢想過能上大學”。我見到她時，她正在攻讀教育學碩士學位，躊躇滿志地計劃著未來通過工作來回報我們對她的投資。

盡管蓋茨千年獎學金為這兩萬名學生的生活帶來了巨大改變，但在獎學金啟動后的十六年中，有數以千萬計的學生從公立學校畢業。這意味著我們只接觸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們的目標是為所有美國學生帶來巨大的改變，于是我們將大部分工作從獎學金轉移到了那些可以影響到更多學生的地方。

看著像凱拉·凱利這樣的年輕女性得以發掘自己的潛力，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感受。這也進一步鞏固了我們對于支持公立學校系統的承諾，保證每一位學生擁有相同的機會。

比爾：我們應該如何向學生提供學習和自身發展所需的工具呢?我們在開展教育工作初期就發現，若要學生真正掌握每一年所學的知識，需要清晰且一致的標準。

我們對一套名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課程標準體系下了大賭注。在這套課程標準發布的兩年內，各個州都紛紛予以采納。但我們很快就發現，僅僅采納標準是不夠的，這點其實我們早該預料到。我們原本以為在各州施行新標準后，市場會作出反應，開發與新標準相一致的教輔材料。但現實是這一情況并未發生，于是我們開始尋找激勵市場的方法。

一些老師告訴我們，他們無從得知哪些教材是符合新標準的，于是我們的基金會支持了一家名為EdReports的非營利組織，為教輔材料編撰所謂的《消費者報告》。現在，每位教師都可以去上面查看某本教科書的質量如何，以及是否符合新標準。學校也會依據這些評價，來采購更適合學生的教材。相應地，教材出版商也開始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

除了教科書，我們還需要其它方法來幫助教師和學生。例如，很多老師無法獲取相應的資源來達到對他們的新預期。于是我們找各種機會為他們提供培訓，幫助他們調整原有的教學方法。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我們在教育領域學到的經驗就是，想要大規模推廣這些解決方案十分困難。我們在教育上的早期工作有很多已經觸及天花板。一旦這些項目觸及十萬量級的學生后，我們便無法繼續取得預期的效果了。

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擴大教育項目的影響力不是將同樣的手段復制到每一個人身上，而是需要根據師生的具體訴求進行量身定制。

我們已經將基礎教育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支持由一些學校網絡針對本地情況開發的特定解決方案上。我們希望這些“學校改進網絡”(Networks for School Improvement)可以幫助更多的非洲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家庭學生順利從高中畢業，并繼續接受大學教育。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向30個學校網絡資助2.4億美元，它們中很多(并非全部)都是按地域劃分的。每一個網絡內包含8到20所學校，專門針對它們自己選擇的目標，例如幫助落后的新生跟上進度，得以順利畢業。

高中的第一年至關重要。一名掛科不超過一次的新生，其順利畢業的概率是多次掛科的學生的四倍。以這種方式判斷學生能否順利畢業，比用種族、財富甚至考試分數更加具備預測性。

2018年，我參觀了芝加哥的北格蘭德中學。這所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充滿暴力、饑餓和其他問題的社區。這所學校曾被評為芝加哥最差的學校之一。

后來北格蘭德中學加入了“學校改進網絡”，并從網絡內其它學校獲取數據與經驗，改變了針對九年級學生的教學方式。

如果你是九年級新生，在你入學的第一天，就有一名老師幫你培養組織能力，制定大學計劃，并教你如何使用學校電腦寫作業。你每天都可以用校內網絡系統查看分數。每五周會有一名輔導老師和你坐下來聊聊，了解你最近的情況，告訴你該去哪些地方尋求幫助。

這個方法奏效了。到2018年，95%的北格蘭德新生都處在順利畢業的“正軌”上，而該校也被評為市內最好的學校之一。網絡內的很多學校都在實行類似的規劃，并取得了相似的進展。

我們希望創造學校之間相互溝通學習的機會，而非尋找一刀切的解決方案。適用于北格蘭德高中的方法并不適用于所有學校。其他網絡內的其他學校也要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這非常重要。

梅琳達：過去二十年里，我們不斷加強繼續推動全球健康和公共教育的承諾，同時我們也對另外兩個問題產生了強烈的緊迫感。于比爾，是氣候變化。于我，是性別平等。

放眼未來二十年，我們也將在這兩個議題上放手一搏。

氣候危機

比爾：成立基金會以后，梅琳達和我開始定期前往低收入國家，和那里的人們見面，直接了解我們正在參與的議題。我們去過莫桑比克的一些偏僻村落，比如曼希薩，以了解瘧疾的情況。我們也去過尼日利亞的拉各斯等城市，和當地領導人就艾滋病危機進行交流。

雖然我們每次去都是為了了解健康情況，但我的注意力并不總是僅僅在疾病上。我在多次的訪問中都注意到一個問題：當地存在嚴重的電力短缺。每當太陽落山后，整個村莊都會陷入黑暗。我記得在拉各斯沒有路燈的街道上，人們在舊油桶里點起火，在旁邊圍成一團。當時我就想，我們應該做點什么。

那一刻我并沒有意識到，這會成為我開始氣候變化工作的開端。

我們觀察到的這一現象就是所謂的“能源貧困”，是全世界8.6億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現代社會建立于電力系統之上。沒有電，你就會陷入黑暗。于是我開始和專家們討論這個問題以及我們能做的事。

兩個事實迅速浮出水面。首先，如果每個人都能獲得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那么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富裕、健康、公平。其次，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在不加劇氣候變化的前提下實現這一目標。

那是將近十四年前的事了。從那時起，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資源來探索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和幫助人們適應氣候變化的新思路。

沃倫 巴菲特在多年前鼓勵梅琳達和我放手一搏時，他指的是基金會當時所關注的領域，并非氣候變化。但是他的建議在這里同樣適用。如果不下大的賭注，世界就不可能解決氣候變化這樣的難題。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全世界需要進行前所未有的通力合作，每個經濟部門都要進行空前規模的創新，太陽能和風能等清潔能源需要得到廣泛推廣，我們也需要齊心協力地幫助受全球變暖影響最嚴重的人們。只有在我們決定了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之后，這一切才能發生。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行動計劃。

好消息是，我們已經躊躇滿志、目標明確。一系列圍繞氣候問題的大膽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其中包括去年秋天的氣候罷工運動。至于目標，我們需要感謝《巴黎協定》，感謝所有大膽承諾到2050年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國家、城市和地區。

那么，為了實現零排放，應該做出怎樣的計劃呢?答案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樣復雜。但簡單來說就是兩件事：減緩和適應。

減緩指的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要實現這一目標，既需要進一步推廣現有的解決方案，也需要大量的創新，來創造并推廣我們亟需的前沿技術。

當人們談論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時，通常會把關注點放在減排上——這當然是件好事!每個經濟部門都需要零排放的替代方案，然而很多行業并不具備。目前，減緩氣候變化是我們需要應對的最大挑戰。看到有這么多的資源投入到實現零排放上，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我也希望在這個領域的創新有助于為更多人提供電力)。

但減緩氣候變化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全部，我們還需要適應氣候變化。

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受到了氣候變暖的影響。未來，這些影響只會越來越嚴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全球最貧困的人口對氣候變化的“貢獻”最小，但受到的傷害卻最大。

受打擊最嚴重的是那些在溫飽線上掙扎的農民，他們依靠種植糧食來養家糊口，本來就在生存邊緣掙扎。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抵擋更多的旱災、洪災、牲畜瘟疫，或摧毀莊稼的新蟲害。若全球氣溫上升4攝氏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區的作物耕作期會至少縮短20%，這還只是平均值。在嚴重干旱的地區，適合耕作的時間會變得更短。

結果就是糧食進一步減少，對那些自給自足的農民和其他依靠售糧為生的人皆是如此。更多的孩子將遭受營養不良的折磨，貧富差距的鴻溝將會進一步加深。

全球氣候適應委員會(我是這個機構的聯席主席)最近發布了一份報告，總結了政府在未來幾十年內可以采取的支持農民的措施。我也希望蓋茨基金會在農業方面的工作能發揮關鍵作用，幫助農民抵御氣候變化。十年前，我們開始資助關于耐旱澇農作物品種的研究，例如玉米和水稻。這些新品種已經在幫助非洲和印度部分地區的農民收獲更多糧食。未來還會出現越來越多適應不同地區氣候的作物品種。

但即使我們能夠提高糧食產量，氣候變化也會令很多人更難獲得所需的營養，從而導致他們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擾。

要幫助貧困國家的人們適應氣候變化，最好的辦法是確保他們足夠健康，能在氣候變化中生存下來。我們要降低營養不良兒童的數量，同時提高營養不良人群的生存幾率。這意味著要確保人們不僅可以獲得所需的營養，還能獲得疫苗、藥物、診斷等證實有效的干預措施。

像Gavi和全球基金這樣的組織能提升最脆弱地區的健康水平，從而發揮關鍵的作用。如果我們想要預防氣候災難，僅僅針對氣候的干預措施和解決方案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考慮氣候變化帶來的間接影響，譬如全球變暖將如何影響全球健康。

氣候變化是全球面臨的最艱難的挑戰之一。但我相信，如果我們現在就采取措施減少碳排放、尋找適應全球變暖的方案，氣候災難是可以避免的。

性別平等

梅琳達：除了基金會成立二十周年，我最近也常常在想今年的另一個里程碑：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二十五周年。(如果你不記得這個會議的名字，你也許聽說過希拉里·克林頓在會上發表的著名宣言：“人權即是婦女的權利，婦女的權利即是人權。”)

我記得當時讀到有關大會的報道時，感覺世界已經為爭取女性權益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但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明白如何將性別平等融入我自己的工作中。

比爾和我創辦基金會以后，我開始拜訪世界上一些最貧困地區的女性。我在自己的書《提升的時刻》(暫譯名，The Moment of Lift)中有很多相關描述，因為對我來說，這些行程改變了一切。

我曾遇到一位女士，她要我把她剛出生的孩子帶回家，因為她實在無法負擔撫養孩子的費用。我在泰國見過的性工作者讓我明白，如果我出生在她們的環境里，也會和她們一樣，為了養家糊口什么都愿意做。我在埃塞俄比亞見過的一名社區健康志愿者告訴我，有一次她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在一個地洞里過了一整夜，在她十歲那年。

她們中的每一個人都代表了數百萬有類似遭遇的女性。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除非我們采取行動，否則這些故事將會不斷重演。如果說世界從過去這25年中學到了什么，那就是這些問題不會憑空消失。

數據明確地顯示：不管你出生在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只要你是女孩，你的人生將更加艱難。

在發展中國家，男孩和女孩的生活從青春期就開始急劇分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女孩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孩少兩年。在發展中國家，五分之一的女孩會在18歲之前結婚，即便在家庭內部也無法享有平等的權力。

相對而言，在高收入國家，性別不平等在職場上表現最為明顯。盡管美國女性獲得本科和研究生學位的比例高于男性，但她們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專業，因此獲得的工作薪酬也相對較低。男性成為高管的可能性比同齡女性高出70%。有色人種女性的情況只會更糟，她們受到了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雙重排斥。

女性追求平等的進展如此緩慢，原因并不神秘。顯而易見的是，盡管活動家、倡導者和女權運動已經做出了種種勇敢的嘗試，但世界并沒有將性別平等做為一個優先事項來對待。各國領導人并沒有為推動真正的變革而在政治和財政上做出必要的承諾。

我希望，當全世界在今年將舉辦的平等的一代論壇(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上相聚，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時，也能夠為性別平等議題激發出空前的能量和關注。但這一次，我們需要確保這些能量與關注轉化為切實的行動。

如果我們再次錯失機會，任由聚光燈再次熄滅，我們可能會助長一種危險的言論，即性別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我們需要響亮而清晰地告訴世界，這些問題看起來無法解決是因為我們從未投入必要的努力去解決它們。

要想讓這次不同于以往，我們需要大膽嘗試新方法，同時撬動三個杠桿來消除不平等。

首先，幫助女性在政府、科技、金融和健康等關鍵部門快速獲得晉升。當更多的女性在關鍵位置上獲得決策權時，就會產生更多惠及所有人的決策。

但我們不能止步于自上而下的變革，或只關注某些領域的女性，我們還需要消除所有背景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障礙。例如，全球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比男性低27個百分點;或者，我們的經濟建立在大量女性無償勞動的基礎上;再或，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性別暴力的受害者，這是世界上最常見的侵犯人權行為之一。這些障礙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女性更難實現自己的夢想，將自己的才能與想法貢獻給社區。

最后，由于性別不平等觸及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任何應對措施都需要有廣泛的基礎。我們需要審慎地激勵廣大合作伙伴，共同改變社會的常態與期待。我們不僅需要激勵那些已經主導相關討論的社會活動人士和倡導者，還需要激勵消費者、投資人、宗教領袖、藝人、父親和丈夫。

我承認，當我第一次公開談論性別平等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種冒險。我深知蓋茨基金會在性別議題上參與較晚。我擔心自己的意見會與專家相左，也擔心自己是否是這個議題合適的發言人。但現在我知道，真正的進步需要我們每個人都站出來發聲。

我最早公開發聲的議題是自主計劃生育。發展中國家中有超過2億女性不想懷孕，但卻沒有現代的避孕用品可用。當女性可以自行決定懷孕時間和生育間隔時，她們就更有可能完成學業、獲得收入，并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提供所需的一切。

除了參與自主計劃生育的工作之外，我還帶領基金會制定了優先考慮性別平等的戰略。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已經投入資金來縮小數據缺口、加強倡導，并支持在經濟上賦權女性。

為了提高美國女性的權力與影響力，我成立了一家名為Pivotal Ventures的公司。去年十月，我宣布Pivotal Ventures將在未來十年中投入十億美元，加速美國的性別平等進程。我希望這項投資能夠聲援在這些議題上已經付出多年努力的專家和倡導者，也能激勵更多美國和全世界的慈善家做出重要的承諾。

在北京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來臨之際，是時候讓政府領袖、企業高管、慈善家和各行各業的每個人付諸行動，共同實現讓世界更加平等的愿望。

我想說的很簡單：平等，時不可待。

結語

比爾的母親曾在我們的婚禮上說過這樣一番話：“資源越多，責任越大。如何看待這些伴隨非凡資源而來的巨大責任，將決定你們的一生。”這些話我們一直牢記于心，并在過去20年里一直努力通過我們的基金會去履行這些責任。

剛剛開始慈善工作時，我們對于創新推動進步的力量感到樂觀，并對我們即將踏上的冒險之旅感到興奮——我們希望通過承擔風險來釋放創新的潛力。

二十年后，我們依然樂觀，也依然選擇放手一搏。但現在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公平公正地分享創新帶來的成果有多么重要。如果只有某些地方的某些人因為創新而獲益，那么其他人將會因此而更加落后。

作為慈善家，我們不僅要承擔支持創新的風險，也要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面對分配創新成果這一巨大的挑戰。我們相信，進步應該惠及每一個角落的每一個人。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二十年中開展這些工作的原因，這也激勵著我們未來繼續前行。

致謝

我們將這封年信獻給所有為基金會的工作做出貢獻的人們。

首先我們要感謝基金會的同事們，以及在過去20年中為基金會辛勤工作的數千名員工們。你們是世界一流的倡導者和專家，你們和全球各地的伙伴們建立了緊密的合作，基金會的成功與這些努力密不可分。我們知道，你們中的很多人先于我們很久就開始這些工作了。我們也相信，很多人會在我們離開后仍然繼續踐行這份工作。能和你們一起工作、向你們學習，我們充滿感激。

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合作伙伴——那些走在進步前沿的政府、機構和個人。我們從你們的洞見與專業知識中獲益良多。你們中許多人所表現出的勇氣一直鼓舞著我們，因為你們冒著比我們更大的風險，在為你們的國家和社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最后，還有一位特別的人不斷出現在我們對過去20年的回顧中，這個人就是老比爾·蓋茨。沒有您，基金會不會取得今天的成果，我們也不會成為現在的我們。依然沿用棒球術語來比喻的話，您是獨一無二的、無可超越的(a league of you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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